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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行政对司法的干预

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从形式上来说,可以分为制度性干预和临时性干预。

制度性干预,就是党政内部出台明的规定或者暗的规则,给法院立下规矩:哪类案件不能立案、哪类案件立案要经过党政机关某部门的批准。这类案件,主要集中在党政部门认为政策性很强的计划生育、征地拆迁类的行政案件。这类案件,因为存在着政府部门的普遍性违法,因此,地方党政对司法的干预特别严重。计生案件方面,如山东临沂,已经严重到政府的某个部门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不仅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百姓进行非法拘禁、羁押,还严重毁坏百姓的财产,如扒房。而地方党政对司法的干预不仅干预到法院,而且是公、检、法三家。凡涉及计生违法的案件,公安不受理、检察院不受理、法院不受理。另一类是拆迁征地纠纷,这类案件,同样,在许多地方的党政都规定了不得受理,无论是行政诉讼还是刑事控告,公安接到110求助电话时不出警、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有关拆迁部门滥用职权甚至涉嫌犯罪时的控告时也不受理,群众起诉到法院时,法院也不受理。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一些权利受到侵害的百姓状告无门,只好四处上访。而某些政府机关在这样的庇护下,最终成了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法外之物。这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法律秩序,恶化了党群、政群关系,将百姓推到了与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相对立的一面,而且还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由此伴生出一些为发泄仇恨情绪而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和恶性刑事案件。

临时性干预,这类干预主要发生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是党政部门针对个案进行的干预。刑事案件方面,主要体现在所谓影响重大的案件或者涉及到党政机关人员职务性犯罪方面。党政机关往往因为受社会情绪的影响,动不动要求司法部门对某个案件从重从快进行判决。司法部门因为受到党政部门压力,往往会不顾法律和事实,根据某个领导或者部门的意愿作出判决,从而导致冤案、错案的发生。之前媒体曝光过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件,背后都有着地方政法委的身影。正是由于政法委的存在,导致原本是互相监督、制约的公、检、法三家在联合办案机制的操纵下,最后演变成了一家。民事案件的干预,主要发生在各地所谓的重点保护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因资产重组、并购而产生的劳动争议纠纷方面。地方党政部门往往出于保护所谓的重点企业的需要,向司法部门进行干预,让司法部门违反法律的规定,去保护企业的利益。这种保护,表面上增强了被保护企业的竞争力,但实质上,也强化了被保护企业不珍惜信誉、不讲信用的这种心理,从而导致了丧失在外的竞争能力。同时,也使企业所在地的信誉丧失。

要排除地方党政对司法的干预,最关键的就是要让司法部门脱离地方党政的管理和控制。这种脱离必须是全面的。首先,从司法部门人事的任命上,不能由地方党政来任命;其次,财政上,不能由地方党政来管理,对司法部门的费用开支,应当由独立于地方党政的部门来管理;其次,要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司法人员的独立性,如,一旦聘用,非法定情形下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解雇。

具体说到审判的独立,应当是横向独立,即法院应当独立于地方党政机构之外,不受党政机构的管辖;纵向来说,法院也应当独立于上级法院。如果实现垂直管理,则很有可能是基层法院脱离了地方党政的干涉,又陷入了上级法院的干涉,其后果将是法律规定的二审终审制变成了一审制。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再上诉也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危害性,与现在的被地方党政领导的危害性,没有区别。

那么,如何从制度上真正让司法的审判能独立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国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法律中已经设定好。问题是,这些法律虽然制定出来了,但在实行上,基本上还是处于悬空状态。因此,应当在县区一级严格落实这些法律的规定。即在县区级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落实,让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地成为权力机关。地方党政机关人员不得兼任人民代表,从而排除地方党政对人大的干预。然后,法院的任命、及财政的拨款,由地方人大来执行。因此,地方审判的独立,应当从地方人大的独立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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