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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的国际背景(一)

        本文取自《大国空巢》第三章。作者易富贤,男,湖南洪江市(黔阳县)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母胎医学奖学金项目”(MFM Fellowship,由“美国妇产科董事会”推进)的副研究员(Associate Scientist)[1] 。2013年晋升为研究员(Senior Scientist)[2] 。经作者授权发布。

从种族主义、优生学到人口学

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19世纪以来生育率就不断下降,比如美国的生育率从1850年的5.7几乎直线下降到1900年的3.8。而法国生育率在1901年的时候更是只有2.9了。尽管当时美国等国还是禁止避孕和堕胎的,避孕器具也很昂贵(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相继研制成功口服避孕药和高效的宫内避孕环),但中上层私下避孕已经很普遍。20世纪30年代,美国、法国、挪威、丹麦的生育率只有2.2左右,而英国、德国、瑞典、瑞士等国的生育率更是低于2.0了;而当时发达国家由于婴幼儿死亡率仍较高,世代更替所需要的生育率普遍在2.3以上。 [1] 也就是说,当时主要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并不存在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

但是发达国家的“低素质”的穷人(尤其是黑人等有色人种)由于识字率低,没有避孕知识,也买不起避孕器具,生育率远远比“高素质”的富人要高,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黑人生育率还在3.0左右(说明当时黑人避孕也非常普遍了)。 [2]

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879-1966)是计划生育的首倡者。桑格是家中十一个孩子的第六个,她的母亲共怀孕过十八次,去世的时候不到五十岁(其实在当时还算正常的)。桑格一直相信她母亲的死和痛苦,与过多怀孕和生育有关。桑格曾在纽约市的移民社区当过护士,看到许多贫穷移民妇女因不断的生育而无法摆脱贫穷,于是她于1912年倡导计划生育,1914年印发杂志宣传避孕,1916年开设计划生育门诊部,桑格的活动遭到美国政府的打压,她也几次被捕入狱。几年后她的境况大为改善(她应该得到了富人的资助,才能周游各国)。1921年她创立了美国限制生育联盟,1922年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限制生育大会。

桑格是女权主义者,她提倡节育应该是为了贫穷妇女权益;但她又反对给穷人提供福利,要让他们自生自灭。其实她控制人口更主要是出于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的考虑,她在1919年就提出“节育(birth control)的“首要目的”就是让社会有更少的‘劣等人’(unfit),有更多的‘优等人’(fit)的人”。 1921年她提出控制人口的目的是为了“纯化种族”。她认为黑人应该被消除,黑人、穷人、穷移民等“不合格”的人,是“人类的杂草”、“不应该出生的人”, [3] [4] 1922年桑格提议强制性地对下层百姓进行智商测试和节育。一方面她认为人类的生育不应由男人(她说“不管男人的态度如何”)和政府、国家决定,而应由女性决定。另一方面,她又建议政府干预生育,实行准生证制度,只有合格的人群才能获得政府颁发的准生证。 [5] 桑格的这种思想得到了当时西方国家很多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支持。

西方国家由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内部,白人的经济地位也比有色人种要高,白人产生了一种种族优越感。穷人和有色人种以及贫穷国家整体的高生育率引起优生学家和种族主义者的担忧,担心会出现“逆淘汰”。

19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学说;他的表弟高尔顿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提出并倡导了优生学。1912年第一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伦敦召开,达尔文的儿子主持了这次会议。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美国家开始广泛流行。

1921年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亨利·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1857-1935,铁路大亨威廉·奥斯本的儿子)是大会主席。在他和其他人的推动下,美国于1926年成立了美国优生学会。桑格(1922年离婚后,43岁的桑格嫁给了61岁的石油大王詹姆斯·斯利)和美国很多富人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早期成员。该组织在亨利·奥斯本的领导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改良种族,手段之一就是控制人口。

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对优生学的热情非常高涨。1932年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在美国纽约召开,大会名誉副主席亨利·奥斯本在会上致辞说:“优生学不是人类的发明,是众所周知的普适价值,即优等人生存下来,劣等人被消灭(elimination)。”他认为人口过多,超出的土地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大量劣等人永久性失业。光是美国就有数百万劣等人在拖美国的后腿。他认为节育(birth control)运动是双面剑,虽然初衷是控制劣等人的生育,但事实上对优等人的影响更大,比如法国上层人生育率更低。因此他提出用生育选择(birth selection)取代birth control,鼓励优等人多生,抑制劣等人生育。这篇致辞发表在该年8月26日的《科学》杂志上。 [6] 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建议,对有劣等基因的人群进行隔离、结扎、节育、堕胎、杀婴,以防止他们繁衍下去而稀释美国的基因库。 [7] 1932年桑格女士建议对精神和道德有缺陷的人进行隔离和绝育;也可将第二组人群(文盲、贫民等)隔离到农场和开放地带。德国优生组织对美国优生学会推崇有加,希特勒本人还给美国优生学会主席麦迪逊·格兰特写过感谢信,认为美国优生学会关于种族的书是他的圣经。 [8]

对美国优生学及其后的人口学支持力度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家族和奥斯本家族。洛克菲勒一世(石油大亨老约翰·洛克菲勒,地球上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二世、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3rd,1906–1978)都是美国优生学会的会员。他们认为只有他们和与他们同一“阶层”的人有资格决定哪些“人种”应该继续存活,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生命”。 [9] 洛克菲勒一世还给德国的几个优生学组织提供了巨额资助,而这些组织成为希特勒的纳粹优生项目的重要基地。亨利·奥斯本的儿子亨利·奥斯本二世(Henry Fairfield Osborn Jr,1887-1969)、侄子弗雷德里克·奥斯本(Frederick Henry Osborn,1889-1981)也是美国优生学会的创始会员或早期成员。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与洛克菲勒三世一起成为优生学的新旗手和人口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在1937年担任美国优生学会秘书的时候,将纳粹的优生学赞誉为“有史以来人类最重要的试验”。 [10]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给优生学以巨大的打击。很多中上层人士以前以经济标准来判断哪些人是劣等人群;现在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失业和贫困,那么是否也被认为是劣等人群? [11]洛克菲勒三世和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在帮助优生学渡过财政难关的同时,也意识到单独设立人口学的必要(用马尔萨斯主义取代优生学,并且控制人口也确实到了需要“科学”量化的阶段)。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和校董,也是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的董事,在他的游说之下,1936年米尔班克纪念基金资助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世界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 [12]弗雷德里克·奥斯本邀请他的朋友弗兰克·W·诺特斯坦(Frank Wallace Notestein,1902–1983)担任所长,成为现代人口学的主要创立者。

诺特斯坦在1927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是美国优生学会的成员。1929年他加入米尔班克纪念基金,研究不同生育率的遗传学影响,他认为,生育率的不同会改变下一代人的种群构成。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官方网站仍然不讳言他的这些优生和种族主义的背景。 [13]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属于国际事务学院,可见其重点是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

二战后,由于奥斯威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一一曝光,优生学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披上人道主义、科学的外衣之后,变成了人口学、环境学。1966年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对记者说:“以人口理事会的名义开发宫内节育器(IUDs)比以优生学的名义更好。我认为IUDs是迄今最重要的优生手段”。 [14]1968年他在书中说:“用其他的名目达到优生的目的”。 [15]

桑格和洛克菲勒家族、奥斯本家族在穷人、有色人种、发展中国家宣传计划生育,但桑格本人有三个孩子,她最钟爱的小儿子生了6个孩子。洛克菲勒一世有5个孩子(到2006年为止,他有150多个后代了),洛克菲勒二世有6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四世有4个孩子。洛克菲勒三世的大弟有7个孩子,二弟有4个孩子,小弟有6个孩子。亨利·奥斯本有5个孩子,弗雷德里克·奥斯本有6个孩子。老布什(也是优生学的信徒)有5个孩子。可见他们确实是信奉birth selection。而他们培训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学家们却很少有多生孩子的(真将birth control这一泥菩萨当成神来供),便于回国后“言传身教”。



[1] Jan Van Bavel,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in the West before the Baby Boom (1900–1940): Current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Interface Demography, September 1, 2008. http://iussp2009.princeton.edu/download.aspx?submissionId=90388

[2] Michele Boldrin, Mariacristina De Nardi, Larry E. Jones,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NBER Working Papers 1114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05,http://www.nber.org/papers/w11146.pdf

[3] Angela Franks, Margaret Sanger's Eugenic Legacy: The Control of Female Fertilit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and Co., 2005.

[4] Mary Meehan, "The Road to Abortion," Human Life Review 24, no. 4 (Fall 1998), 76-89, and 25, no. 1 (Winter 1999), 68-82. An updated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www.meehanreports.com under the title "How Eugenics and Population Control Led to Abortion." http://www.meehanreports.com/how-led.html

[5] David Kennedy, Birth Control in America: the Career of Margaret Sanger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16.

[6] Henry Fairfield Osborn,“Birth selection versus birth control,” Science vol. 76 no. 1965 (26 August 1932), pp. 173-179.

[7] David C Reardon, “Chapter Five: 1932-1982: Eugenics in Transition,”The Eugenics Connection: Shapers of Humanity, http://www.elliotinstitute.org/images/EugenicsInTransition.pdf

[8] Mary Meehan, "The Road to Abortion," Human Life Review 24, no. 4 (Fall 1998), 76-89, and 25, no. 1 (Winter 1999), 68-82. An updated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www.meehanreports.com under the title "How Eugenics and Population Control Led to Abortion." http://www.meehanreports.com/how-led.html

[9] 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威廉•恩道尔): 《粮食危机》,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引起新浪网: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10] Frederick Osborn, “'Summary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Eugenics in Relation to Nursing,” American Eugenics Society Papers, BK 6, Feb. 24,1937.

[11] Daniel Taylor, “Eugenics and Environmentalism: From quality control to quantity control”, Old-Thinker News, April 30, 2008, http://www.oldthinkernews.com/2008/04/eugenics-and-environmentalism-from-quality-control-to-quantity-control/

[12] The 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http://etcweb.princeton.edu/CampusWWW/Companion/office_population_research.html

[13] “Frank W. Notestein Papers, 1930-1977: Finding Aid”,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Published in Published on November 28, 2005.http://findingaids.princeton.edu/getEad?id=ark:/88435/m326m1736

[14] Frederick Osborn to P. R. U. Stratton, 12 Jan. 1966, AES Archives, folder on "Osborn, Frederick, Letters on Eugenics."

[15] Frederick Osborn, The Future of Human HeredityNew York:Weybright and Talley,1968,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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