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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国际背景(二)

【文章摘要】1945年苏联、美国、英国雅尔塔会议还有一个绝密协议,就是减少中国的人口,避免“黄祸”。1955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西德总理阿登纳秘密会谈中也说,对欧洲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中国人口太多,发展起来不得了,那样就会发生“黄祸”。

本文取自《大国空巢》第三章。作者易富贤,男,湖南洪江市(黔阳县)人。1988-1999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母胎医学奖学金项目”(MFM Fellowship,由“美国妇产科董事会”推进)的副研究员(Associate Scientist)[1] 。2013年晋升为研究员(Senior Scientist)[2] 。经作者授权发布。

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的兴起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着手设计战后的世界格局了。在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美国外交委员会完成了“美国战时与和平时期利益研究”的系列秘密报告。1944年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长诺特斯坦在秘密报告中指出,贫穷国家人口增长很快,将导致饥荒、疾病和战争,增加治理的成本和难度,不利于美国拓展市场。诺特斯坦提出应该帮助前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降低其生育率。 [1] 诺特斯坦的报告对决策者和其他人口学家影响非常大。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也在秘密报告中指出,降低穷国的生育率符合美国利益。 [2] 这些建议很符合参与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那些商人们的口味。他们强调,今后几十年美国控制人口的计划必须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比如减少贫困、饥荒,提高妇女地位),以掩盖其真实目的:优生(降低穷人和有色人种的生育率),获取穷国的自然资源。“少生快富”可以避免穷国倒向苏共阵营。 [3]

 “在冷战环境中的敌对状况下,经济动荡和落后国家的贫困都被视为潜在威胁。此外,国家之间的收入高度不平等也被视作国际动荡的根源。再者,从长远角度看,低生育率区和高生育率区之间人口规摸失衡不断加剧将有让人难以接受的国际地域政治后果。” [4]

可见,发达国家要控制穷国人口,既有长期考虑,又有短期打算。从短期看,为了防止穷国因为贫困和动荡而倒向苏联,就必须帮助其发展经济,比如美国在降低其盟友日本、巴西、台湾、韩国等生育率的同时,也让其经济快速发展;从长远看,又可以防止这些穷国因为人口增长而崛起,出现“难以接受”的“国际地域政治后果”。在策略上与满清控制蒙古的人口差不多:既提高了喇嘛的地位,又控制了人口。

香港科技大学人口学教授涂肇庆(1980年获得美国田纳西大学博士学位)告诉笔者,1945年苏联、美国、英国雅尔塔会议还有一个绝密协议,就是减少中国的人口,避免“黄祸”。涂肇庆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老教授私下里告诉过他。这种说法可信度较高,因为1955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西德总理阿登纳秘密会谈中也说,对欧洲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中国人口太多,发展起来不得了,那样就会发生“黄祸”。他要阿登纳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对付中国。 [5]

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和《我们被掠夺的星球》(Our Plundered Planet),推动了战后马尔萨斯主义的复兴,也鼓舞了保罗·埃利希(1968年出版《人口爆炸》)等人。前者的作者是威廉·福格特,后者的作者是亨利·奥斯本二世。环境、资源(奥斯本二世重点强调了石油)成为控制人口的重要借口。奥斯本二世在该书以及其后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在1948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他认为人口过多比原子弹的危害还要大,呼吁制定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政策以限制全球人口增长。1953年他出版了《地球的极限》,书中的观点成为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的中心思想。奥斯本二世其实认识到“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他的这一观点被其后的环境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6]

1952年优生学家们成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人口控制,一个是由桑格女士和卡洛斯·布莱克(英国优生学会会长)等人在印度成立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一个是由洛克菲勒三世与弗雷德里克·奥斯本(1946-1952年担任美国优生学会会长)创立的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人口理事会与普林斯顿大学人口所是各国人口学的摇篮。

弗雷德里克·奥斯本被洛克菲勒三世任命为人口理事会的会长。他有超强的鼓动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他1941年担任美国陆军部士气署的主席,战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副代表,后在联合国常规军备委员会任职一年。在奥斯本的领导下,人口理事会重点是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国家贫穷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口太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控制人口。为了避免指责美国为帝国主义,奥斯本要求人口理事会保持非常低调。比如在1952年创建人口理事会的会议上,奥斯本曾经问道:“假如开发一种完美的避孕措施,那么应该由芝加哥大学或者或Bellevue医院等(学术机构)来宣布,并且在日本或印度(发展中国家)开发完成,这样不是效果更好吗?”人口理事会资金雄厚,通过提供巨额研究基金和丰厚的奖学金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个人口专家网络。奥斯本说通过这种静悄悄的“学术”方式,可以避免穷国的公众意识到是美国在控制其人口。 [7] 人口理事会的人口专家遍布亚(包括中国)、非、拉。 [8]

洛克菲勒基金人口理事会的副会长保罗·德曼(Paul Demeny)公开承认:一旦计划生育组织成立,其管理人员(如计划生育官员)和专业人员(比如人口学家)会自发性地形成利益集团,他们会一直主动地继续控制人口计划。随着时间推移,计划生育的所谓“持续发展”的理由会渐趋式微。这部分是源于大众对计划生育的内在科学性的批判,更主要的是人们对计划生育导致的生育率的全面持续降低的自然反应。 [9]

可见,保罗.德曼非常清楚地知道,计划生育官僚机构一旦设立,将会自我巩固和强化,不断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为了自己这一官僚机构的存在,不择手段(比如数据篡改)。保罗·德曼也知道所谓的“计划生育有利于持续发展”只是一个幌子,迟早会被揭穿。

1959年诺特斯坦接替奥斯本成为人口理事会的主席(1968年卸任)。人口理事会从1950年代开始将加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岛作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来检验他的大规模人口控制的想法。根据这个岛国的公共卫生部所做的调查,截至1965年,约35%的波多黎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人口理事会和纳尔逊.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三世的弟弟)担任副部长的美国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部发起了这场绝育运动。他们谎称绝育能够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少几张嘴吃饭有利于稳定家庭收入。他们鼓励贫穷的波多黎各农妇到由美国新建的卫生状况良好的医院去生孩子。而这些医院的医生奉命给生过两个孩子的妈妈们做绝育手术,结扎输卵管。通常他们并不告诉这些母亲实情。 [10]

人口理事会也将芝加哥的黑人贫民区作为他们的控制人口的“实验室”,然后将所积累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推广。1961年一个实验主管向诺特斯坦汇报说:“所有的黑人、低收入群体都在服用我们的口服避孕药,现在都快疯了”。通过舆论灌输让民众“自愿”控制人口也是其重要手段。他们也实验如何在实行控制人口的计划时,避免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和肤色歧视。 [11] [12]

1968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匹兹堡分部曾指供:为低收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提供避孕药及其它避孕方法的计划生育诊所一直在尽量降低美国黑人的出生率,避孕品被当成灭绝种族的凶器。“黑人种族灭绝”一词流行起来。 [13]

在穷国推行计划生育的路线图是:“人口快速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先由学术界进行研究,然后形成大众舆论,最后通过国际和国家层面研究经济发展的机构形成控制人口的官方政策。” [14]

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人口爆炸》,他在书中认为:人口爆炸导致环境污染,死亡率将增高,寿命将大幅缩短。预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 [15]埃利希呼吁道,人口增长必须停止,“如果靠自觉的方法不能奏效,那么就采取强迫手段。” [16]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成立了罗马俱乐部。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与经济的指数式的无限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21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各卖出了数百万本,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出控制人口的政策。

 



[1] Frank W. Notestein, "Problems of Policy Toward Areas of Heavy Population Pressure," No. T - B 72, 21 April 1944, 6 & 11,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ar and the Peac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4).

[2] Jacob Vin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onial Problem,'" No. E - B 71, 24 June 1944, 10-11, i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tudies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ar and the Peac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44).

[3] Mary Meehan, "The Road to Abortion," Human Life Review 24, no. 4 (Fall 1998), 76-89, and 25, no. 1 (Winter 1999), 68-82. An updated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www.meehanreports.com under the title "How Eugenics and Population Control Led to Abortion." http://www.meehanreports.com/how-led.html

[4] Graziella Caselli, Jacques Vallin , Guillaume Wunsch, Demography: Analysis and Synthesis, Four Volume Set: A Treatise in Population 1-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05, p34.

[5]宫力,周敬青,张曙:《中苏论战毛泽东赞邓小平: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人民网-读书频道(来源:《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2012年04月27日,http://book.people.com.cn/GB/108221/17766945.html

[6] Donald Gibson, Environmentalism: Ideology and Power,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 Inc, 2003,pp.48-49.

[7] Beryl Suitters, “Be Brave and Angry: Chronic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London: IPPF, 1973),”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ranscript of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Problems," Williamsburg, Va., 21 June 1952, afternoon session, 16, RAC; and Frederick Osborn, Voyage to a New World, 1889-1979 (Garrison, N.Y.: privately printed, 1979), 133.

[8] Population Council. http://www.popcouncil.org/

[9] Paul George Demeny, “ Population Policy: A Concise Summary, ”Population Council, Volume 173 of Working papers, 2003,  www.popcouncil.org/pdfs/wp/173.pdf

[10] 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引起新浪网: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72188

[11] Edmund Ramsden, “Between Quality and Quantity: Eugen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Demography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1927-1972”, PhD dis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2002. http://www.rockarch.org/publications/resrep/ramsden.pdf

[12] Jurriaan Maessen, “Rockefeller Council Demographers Subjected American Slums To Eugenic Mind-Control Ops”, Infowars.com, July 2, 2012, http://www.infowars.com/rockefeller-council-demographers-subjected-american-slums-to-eugenic-mind-control-ops/

[13] Simone M Caron, “Birth Control and the Black Community in the 1960s: Genocide or Power Politic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31, No. 3 (Spring, 1998), pp. 545-569.

[14] Graziella Caselli, Jacques Vallin , Guillaume Wunsch, Demography: Analysis and Synthesis, Four Volume Set: A Treatise in Population 1-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005, p34.

[15] Richard A.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132.

[16] Leo Hickman,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The Guardian, 13 January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jan/14/population-explosion-seven-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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